一位隐身幕后的“华为女皇”孙亚芳:她被并称为“狼爸虎妈”
提起华为集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任正非,他是华为的创始人,他是华为的脊梁和灵魂。但是,人们却忽略了另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她就是与任正非共事26年、担任华为董事长12年之久的孙亚芳,她的头衔很多:“华为女皇”、“华为女王”、“华为国务聊”,她与任正非并称为“狼爸虎妈”、“左非右芳”等等。
孙亚芳几乎与华为一同成长,她辅佐任正非实现了企业的飞速发展,并一步步登上了世界通信技术之巅。由于孙亚芳平时同样异常低调,所以很少为人所知。那么,下面就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孙亚芳。
上篇:
扔下“金饭碗”。
1955年,孙亚芳出生于贵州,与后来认识并共同携手创造华为辉煌的任正非是老乡。
孙亚芳弟妹5人,她是家中的老大。她高中毕业后,因当时还没有高考制度,她就当上了政府招待所一名服务员。在家人的张络撮合下,她在20那年就与当地一名教师结了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样年轻就有了一个很美满的家庭,结婚生子,工作安定。孙亚芳本可以这样度过安稳的一生。
但是,一个安稳的家庭却撵不住一颗不甘平庸的心。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这对孙亚芳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過,她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她不顾孩子幼小,重拾被荒废的学业,全力备考。经过短时间的日夜奋战,她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即后来更名的电子科技大学,是一所当时的国防院校之一。孙亚芳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国防大学生。
孙亚芳入学后,她学的是无线电技术系通信专业。她非常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一直遥遥领先,保持在前10名,是班里的学习代表。据孙亚芳的同学讲,在学校期间,孙亚芳就已经显示出了出色的领导才能。她是班上很活跃,也很受同学们欢迎,经常组织班级集体活动,她是牵头者之一。
1982年毕业时,因孙亚芳学习的专业比较紧俏,被分配到河南新乡国营军工企业燎原无线电厂,担任技术员。
但是孙亚芳在国企待了一年,发现这样的安稳日子并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便在第二年去了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当上了老师。
1985年,打拼仅仅三年的孙亚芳凭借出色的能力,被北京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所挖去担任工程师,甚至还在国家安全部从事过通信工作。这在当时是算得上难得的好单位、好工作,可以说手上端的是“金饭碗”。
然而,这样的成就对于当时的孙亚芳而言,并不能使她满足于现状。
就在孙亚芳试图寻找新的方向时,1987年9月15日,远在深圳一个被单位开除、走头无路、十分落魄的男人任正非,向亲朋借了21000元钱,在深圳龙岗区一个破厂房里,成立了一家公司,取名叫华为。
华为刚成立的那段日子里,公司根本没有发展方向,曾卖过减肥药、气浮仪、火灾报警器等,后来又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换机产品,赚点差价,艰难度日。
但是,任正非渐渐意识到,仅靠代理别人的产品,纯粹是转手倒卖,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也不是长久之计。企业要想立足和发展,必须走研发之路,要有自己的产品,要有自己的品牌,这样才能有根基,才能走远。
任正非在代理香港公司程控交换机的过程中,他非常用心地了解掌握了该类产品的结构和性能,也了解到了国内的需求市场。
于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考察论证,任正非决定自己干:开发适合国内市场用户的小型模拟空分式交换机。
但搞研发何其容易,没有技术,没有资金。任正非整天为筹措资金而发愁。
就在任正非四处找钱焦头烂额的时候,一次来到北京,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在国家部门工作的小老乡孙亚芳。找钱若渴的任正非,也不知道面前这个女人有无筹钱能力,反正一见面,任正非就满脸激动地向她绘制着华为的未来。
在常人看来,刚刚走上创业之路的任正非极有可能是个骗子,谁知孙亚芳却听得津津有味。
孙亚芳很是佩服任正非身上那股敢闯敢干的劲头。出于对这位老乡的同情,孙亚芳使出混身解数,通过关系还真的为任正非筹措到了一笔资金,一下子解决了华为研发的燃眉之急。
远在北京的孙亚芳,一直在关注着远在深圳的这家小公司的发展和成长。任正非不失所望,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三年中研发出了HJD48、JK1000和入网式三款程控交换机,使华为起死回生,渐渐有了起色。同时,孙亚芳也看到了任正非是一个有宏大抱复和一个脚踏实地的创业者。
在此过程中,任正非为了事业的更大发展,开始“招兵买马”、四处广揽人才。因自己不善社交,不喜欢出头露面。他十分欣赏孙亚芳优雅的气质和超强的社交能力。于是,他极力动员孙亚芳加入华为的行列,能够独挡一面。
此时的孙亚芳,因为长期与丈夫分居两地,丈夫在当地有了外遇,两人离婚,女儿与自己没有感情,也归丈夫扶养,自己悠然一身。本身就从不满足现状、寻求更大发展的孙亚芳,毅然丟掉了令人羡慕的“金饭碗”,决定南下,加入到了这个尚默默无闻、处于立足未稳、随时可能破产的民营小公司。
孙亚芳又一次挑战了自己。这是1992年,正是华为最艰难的创业阶段。这一年孙亚芳已经37岁。
中篇:
“左非右芳”。
孙亚芳进入华为后,逐渐得到了任正非的赏识和噐重,她先后执掌了华为所有的重要部门:市场部总工、培训中心主任、采购部主任、武汉办事处主任、市场部总裁、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变革管理委员会主任、战略与客户委员会主任、华为大学校长、公司副总裁、华为董事长。而完成这个过程,孙亚芳仅仅用了七年时间。她成为了华为的“二当家”,成为了任正非的得力助手,为此,她与任正非并称为“狼爸虎妈”、“左非右芳”。
孙亚芳以她果敢的性格特征和严谨的处事风格,以她出色的工作才能,在华为的几个关键时期、在其任职的不同岗位上,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在华为,流传着孙亚芳几个经典故事。
第一个是保证发放员工工资、稳定人心的故事。
1993年,公司尚处于困难阶段,尤其是资金更为突出。当时公司好不容易收回一笔50万元的货款。对于这笔货款的使用,公司领导层开了几次会都定不下来。因为用钱的地方太多,研发投入需要钱,买设备需要钱,欠供货商的钱人家上门催要,员工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人心不稳。总经理任正非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这个时侯,刚进入华为不久、担任开发部总工程师的孙亚芳站了出来,她并不是为她负责的研发项目争资金,而是站在公司的发展全局上,说道:产品可以晚几天上,供应商丢了可以再找,生产也不急于一时,但如果人心不稳、留不住人才,我们就没有了根基。所以建议这笔资金应当先发放员工的工资,先稳住人心。孙亚芳的几句话掷地有声,很有眼光。为此她的意见得到了任正非和大家的一致认可。于是,等待多月的员工们,领到了拖欠已久的工资,队伍很快稳定了下来,干劲马上也上去了。此前,公司内部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一下子全部都解决了,新产品也很快研制出来了。华为终于走出了困境,所欠的货款也全部还清。从此,人们对这个相貌秀气、文雅的女性另眼相看。
第二个是临危受命、“开疆拓土”建立销售体系的故事。
1996年,是华为非常关键的一个年份,公司处在一个瓶颈的发展阶段。华为开发成功了几款程控交换机,需要投入到市场中去检验、去推广。说白了,就是把产品卖出去才能赚到钱。
为了打开销售渠道,孙亚芳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武汉办事处主任,负责开拓中南地区的销售市场。
孙亚芳上任后,以她娴熟的社交能力,积极与各地政府和电信部门勾通协调,创新性地成立了与各地政府电信部门的合资公司,就是把利益与当地电信部门捆绑起来,收益双方分成,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样,各地电信部门不仅成为了产品使用主体,又成为了产品销售者,同时又是利益受益者。销售渠道打开了,过去令人头疼的回款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孙亚芳创造的这个“合资”方式,很快在华为内部推广,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华为在全国成立了十多个“合资”公司,很快占领了国内市场,产品销售几何数增长。
孙亚芳的这一仗,打出了华为的品牌,打出了华为的地位,打出了华为的声誉。也由此,1996年成为了华为的重大转折点,公司终于走出了困境,不仅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同时又有大量的收益投入到新产品开发当中去,从而使华为迅速走上了发展快车道。以致后来一发不可收,直接向世界通信技术之巅攀登。
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孙亚芳还创造了一个由各地电信部门和电信部门员工入股华为的股份制模式。这种股份制形式为后来华为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源泉。华为后来员工持股的股权结构,其理念也来源于此,并且也是华为坚持不上市的因素之一。
由此可看出,孙亚芳的创新理念和远见卓识。
第三个是打赢思科“侵权”保卫战的故事。
2003年,世界电信行业巨头美国思科公司重创华为。思科起诉华为侵犯其在德克萨斯州的知识产权,将华为推到了风暴的最前线。 面对强敌的“围剿”,任正非整天无法入睡,担心公司的未来,经常在深夜昏倒,最终患上抑郁症。此时,己担任董事长的孙亚芳再次站在第一线,她很冷静。
对于思科的纠纷,孙亚芳采取了四个步骤: 一是成立了一个应对项目小组,并任命郭平为与美国思科打交道的前线总司令。 二是立即聘请了一个世界知名律师团队考察华为,并与律师商讨对策。随即决定起诉思科垄断。 思科没想到华为会采取这样的反击,根本来不及应对。三是联络盟友。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在思科做出反应之前,孙亚芳找到了思科的竞争对手,与他们合作,并与其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并进入了美国市场。 四是巧妙地借用媒体东风,利用媒体引导舆论方向,发布各种有利证据,避开客人,向思科施压。
在孙亚芳亲自领导指挥下,通过打出这一系列“组合拳”之后,思科方方面很快败下阵来。最后,他们不得不主动提出,要求与华为和解。 由此,涅盘重生的华为再次迎来了一个光明的时刻。并且乘胜追击,在与思科的剿杀中,从对手中拿到了荷兰一家运营商价值2500多万美元的合同,乘机进入了欧洲市场。
这一仗打得漂亮,从被动变为主动,由被告变成原告,也从此在欧美市场站稳了脚根。
下篇:
“狼爸虎妈”。
第四个是战胜“叛将”李一男的故事。
李一男原是华为的一名科研奇才和名将。他15岁考入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被称为“天才少年”。在读研究生时在华为试习,受到任正非的欣赏,所以毕业后即入职华为。入职两天,他就因为提出有重大技术突破的建议,升任华为工程师,半个月后升任主任工程师,半年升任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入职两年后,又被提拔为华为公司总工程师兼中央研究部总裁。1997年,27岁的李一男成为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一度被认为是任正非的“接班人”,地位和权力仅次于总裁任正非和董事长孙亚芳。
由此可见任正非对他的器重程度。当然,李一男确实很有科研天赋,他在华为的系列项目研发中,总是缕缕攻关,总能出奇制胜地超越竞争对手,包括国际同行巨头,为华为快步站上世界通信技术领域制高点,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事业上一路顺利、具有超高天赋的李一男,并不甘于给别人打工,尽管华为给他了十分优厚的待遇和个人很大比重的股份,他也并不满足,决意要自立门户,出来单干。对此,任正非给予了充分理解和支持,并将他的股份转化为资金,给他一千万元作创业经费。
李一男离开华为后,北上成立了“港湾网络公司”。但是他转脸就违背了与任正非的承诺,利用他原来的研发成果和带出去的技术资料,并大批挖走华为的技术骨干,生产与华为的同类产品,与华为形成了产品竞争,被人们称为“山寨华为”。
面对李一男这位“叛将”的背信弃义,任正非启能容忍。决定立即组织反击。他同样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董事长孙亚芳。
孙亚芳把这项反击任务,当作一件华为生存的大事,立即采取对策。为此,孙亚芳专门成立了“打港办”(即打击“港湾网络公司”办公室),采取“一盯一”战术,也就是凡是港湾网络公司参与的竞标项目,华为一定参加,每标价格远远低于50%以上,也就是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项目拿下来。这种“歼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手法,尽管华为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对于实力远远不足的港湾网络公司,几经交手下来,已经无法支撑下去,只好举手投降。最终,李一男创立不久的“港湾网络公司”被华为收购。李一男只好又回到了华为。但此时的李一男,已无法获取任正非的信任,不久又离职。李一男后来又加入多家公司,并又违法判刑,再也没有了在华为的光环。当然这是后话。
这一场歼灭战,在孙亚芳的亲自指挥下,又一次全胜而归。
第五个是共同培育华为“狼性文化”的故事。
任正非是军人出身,他对带领团队有独特的认识,他期望打造一支有血性、有野性、有狼性的队伍。那么,如何打造这支队伍,那就需要培训、培养、培育,在华为上下形成一种“狼性文化”。
孙亚芳作为最了解任正非的人,她从中领悟到了任正非的宏大抱负和良苦用心。为此,她作为任正非最信任的人,必须成为“老板”意志的坚定执行者。所以,孙亚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岗位上,自觉主动地承担起培育企业“狼性文化”的责任。
孙亚芳在担任华为大字校长期间,把华为好几万员工分年龄段和岗位特点,高强度地全部轮训了一遍以上。她严格按军校的标准,进行军事化培训,严格日常养成,严格言行举止,培养坚决执行命令和雷励风行的作风,使全体员工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她在任办事处主任和执掌市场部期间,她带的营销队伍吃苦耐劳,可以啃馍头充饥,可以打地铺睡觉,可以徒步走几百里山路,可以几十天不洗澡,把队伍带成了不畏任何艰难困苦的“土狼”作风。
当然,更令人称道的是孙亚芳分别在1996年和2007年,对华为进行的两次“地震”式的人事大改革。在第一次的改变中,孙亚芳带头与华为7000多名中层以上领导进行集体大辞职,重新考评上岗,终于使30%的人员被淘汰,确立了管理层人员能上能下的机制。第二次人事改革,以废除公司原有的工号制度为契机,不看工号看贡献,不看资历看能力,确立了人才选拔机制。
在任正非的主导下,在孙亚芳的一系列措施培养、培育下,华为这个十多万人的厐大队伍,“狼性”十足,朝气蓬勃,成为了战胜无数对手的重要法宝。
第六个是与任正非的故事。
在中国的民营企业界,任正非与孙亚芳的搭档,可以称为传奇。许多企业内部领导层常常出现争权夺利、钩心斗角,而在任正非与孙亚芳之间,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之间的心领神会、灵犀相通、配合默契,堪称楷模。所以人们说,没有任正非没有华为,而没有孙亚芳就没有华为的辉煌。由此可看出,他们两人对华为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说,华为的成功与他们两个人的最佳配合密不可分。
孙亚芳比任正非小11岁,当年他们最初相识时,华为还处在默默无闻、尚在困境中挣扎的时候,公司能不能生存下去、会不会随时破产倒闭,企业面临着生存危机。而就是在这危机的局面下,孙亚芳从任正非的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她毅然辞掉了在国家部门工作的“金饭碗”,加入到了华为的艰难创业之中。她以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才干,不仅贏得到了任正非的欣赏和信任,更贏得了公司全体员工的认可和佩服,确立了“二当家”的地位。
在与任正非的合作共事中,她成为了最了解、最懂任正非的人,所以如果说任正非是一支队伍统帅,那么孙亚芳就是带领这支队伍冲锋陷阵的将军,她成为了任正非意志决策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他们两人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任正非是军人出身,作风雷厉风行,训人不讲场合,不给面子。而孙亚芳虽也非常严厉,但她又多了些女人的细腻和温柔,处事果断而柔和。所以两个人共同执掌着华为这艘大船,一次次冲破激流险滩,一次次从危机中走出,并且一次次向前冲刺,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更难得的是,孙亚芳在与任正非的共同工作中,不仅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而且也建立了不是家人胜似家人、不是兄妹胜似兄妹的亲情关系。任正非为企业发展,精神压力很大,常常睡不着觉,其间曾患过抑郁症,是孙亚芬一方面冲锋陷阵帮他化解危机,另一方面在精神上时常予以安慰和宽慰。有一段时间,任正非因患皮肤癌需要手术治疗,孙亚芳亲自联系医院、安排医生。考虑到保密性,防止消息外漏,影响到队伍的士气,孙亚芳将从外地回来的任正非从机场直接接到医院,除了家人外,孙亚芳一直在医院陪着他。直到任正非出院上班,公司上下谁都不知道他住院的事。
也更令人佩服的是,孙亚芳与任正非密切的同事关系和亲情关系,从来没有传出任何两人的菲闻,可见其两人感情之纯洁。有人说,孙亚芳年轻时离婚一直没有考虑再婚的事,如果说原因的话,更令人信服的答案,或许是她没有遇到比任正非更优秀的男人。
孙亚芳在为华为奉献了26年、担任董事长12年之后,于2018年御任退休。她虽褪去了政治光环,走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华为的辉煌名册上永远镌刻着她的名字,她永远与这家代表民族脊梁的伟大公司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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