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他站在了中国航天的巅峰，掌管着火箭院，主导着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在航天界，他的名字意味着技术突破、任务成功、国家荣誉。

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二号F——这些中国航天的重要里程碑，都与他密不可分。可谁能想到，这位曾被无数人敬仰的专家，最终却走向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掌控火箭院：厉建中的崛起

1991年至1994年间，厉建中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职位不断提升，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指挥到火箭院副院长，再到常务副院长，他的工作重点始终围绕着火箭型号的研发和试验推进。

这个时期，长征三号系列火箭承担了中国航天工程的多次发射任务，技术升级需求日益迫切。作为技术负责人，他组织团队进行攻关，带领科研人员不断优化设计，提升火箭的可靠性和运载能力。

1994年，他被正式任命为火箭院第七任院长，全面掌管这个国内航天领域最具核心竞争力的科研机构。这一年，他不仅要统筹已有型号的升级优化，还要推动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立项与研制。

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二号丙改进型、长征二号F等型号陆续进入攻关阶段，技术难点复杂，研制周期紧迫。他需要协调科研团队、试验基地和制造单位之间的合作，确保各项任务按计划进行。

在研制过程中，推进剂配方优化、发动机可靠性提升、姿态控制精度改进等问题接踵而至，每一次技术变革都意味着大量试验和调整。

火箭院的工作节奏极为紧凑，多个型号的并行推进让整个团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他在管理上采取较为集中的方式，亲自审查关键试验数据，对研制进度进行严格把控。

在长征三号甲的研制过程中，他特别关注改进后的三级发动机性能，要求团队反复进行地面模拟试验，以验证推力变化对飞行轨迹的影响。

长征三号乙的研制则围绕更高的运载能力展开，捆绑式助推器的应用使其技术难度增加，他安排技术专家分批前往试验基地，针对关键部件进行专项测试，确保最终飞行阶段的稳定性。

在长征二号丙改进型项目上，他推动团队采用新的结构设计，以优化火箭的重量分布，提高发射效率。这个型号的调整涉及多个子系统的联动变化，每一次参数修改都会影响整体性能，他与设计人员多次讨论调整方案，力求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提升运载能力。

与此同时，长征二号F的研制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作为未来载人航天的主力火箭，其技术标准比以往更为严苛。

与张玲英的关系

1994年，57岁的厉建中结识了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航天时代电子公司财务部的负责人张玲英。这名29岁的年轻女性，在财务领域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她的穿着始终保持着精致的职业风格，黑色小西服搭配白色衬衫，脚上是一双合脚的高跟鞋。

最初，两人的接触仅限于公事往来。航天科研项目的资金管理复杂，涉及国家专项拨款、企业合作资金、试验经费等多个环节，资金调度的效率直接影响项目进展。

随着时间推移，她与厉建中的接触逐渐增多，工作上的紧密合作让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亲近。她的财务经验，帮助火箭院规避了不少资金管理上的风险，而厉建中的权力，也让她在集团内部的地位稳固。

她对资金调度的灵活性，使得许多原本需要繁琐审批的财务流程得到简化，一些特殊项目的资金能够迅速到位，不受常规审批环节的拖延。在这种长期的合作关系下，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张玲英成了厉建中的情人。

4000万公款的流向

1996年初，北京银事达咨询有限公司经理沈俊林的资金链出现问题，急需4000万元用于收购南洋船务公司。

他四处筹措无果后，辗转找到张玲英，希望通过她的财务权限获得这笔资金。张玲英在航天系统内管理着大量公款，调度资金的权限极大。在与沈俊林接触后，她很快意识到这笔交易的可操作性，并未加以拒绝，而是迅速安排他与厉建中在首都大酒店碰面。

这次会面显得轻松自在，两人聊得投机，很快达成一致。沈俊林阐述了自己的收购计划，并强调南洋船务公司未来的商业前景，表示如果能够拿下这家公司，将会在航运市场上占据有利位置。

沈俊林进一步保证，资金投入后，他将确保公司的正常运作，并为出资方带来稳定的回报。

几天后，张玲英以存款的名义，将4000万元公款转入北京农信咨询公司。账面上的操作显得毫无破绽，这笔资金经过层层转移后，进入了沈俊林的手中。

其中，3500万元被直接投入成功投资公司，换取40%股权，而剩下的500万元则被挪作他用。火箭院的科研资金就这样被悄然转移，长征系列火箭的经费被卷入这场商业收购，风险也随之扩大。

收购完成后，南洋船务公司的股东结构发生变化，厉建中成功进入董事会，期待借此掌控公司经营权，并借助航运市场的发展带动资金回笼。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未如他所愿。公司内部的利益格局复杂，原有股东对新进入的管理层抱有警惕，经过几轮调整后，厉建中被边缘化，仅被安排担任副总经理的职务。

感到不满的厉建中多次向沈俊林催促还款，沈俊林以公司运营成本高、市场环境不稳定等理由拖延偿还。眼看4000万元资金迟迟不能回流，财务压力逐步增加，而此时，沈俊林提出了另一个方案。

他表示，如果能够再投入2亿元资金用于股市操作，一旦获得收益，就能先归还4000万元欠款，而剩余利润双方再进行分配。

1.2亿元炒股赌局

1996年11月至1997年4月，张玲英以她掌控的财务权力，调动了1.2亿元公款，分批次转入沈俊林名下的56个证券账户。

这笔巨额资金本应属于航天科研项目，如今却被投入了股市。沈俊林按照他的计划，利用这些资金进行大规模股票交易，试图在短期内通过高频买卖获利。

随着股市行情的持续低迷，这1.2亿元资金不但没有带来利润，反而陷入了困境。账户中的资金逐步缩水，部分股票价格下跌严重，无法套现。而火箭院的财务漏洞仍然存在，厉建中和张玲英不断施压，要求尽快回笼资金。

面对无法兑现的承诺，沈俊林只能采取拖延策略，一边尝试新的股票交易，一边继续在市场上寻找资金补救。在股市运作失败后，他开始动用账户中的资金进行其他短期投资，包括通过信托公司进行借贷操作，试图借助其他金融渠道弥补亏损。

直到1997年11月，沈俊林才终于设法筹集了4000万元资金，并归还了最初的借款。这笔资金的回流暂时填补了火箭院财务上的一个漏洞，使得短期内账目上的异常得以掩盖。然而，1.2亿元的巨大资金缺口依然存在。

面对这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厉建中不得不四处寻找新的资金来源，试图填补亏空。他利用自己在航天系统内部的关系，联系了多个单位和相关企业，希望通过各种方式筹措资金。

资金的流转并非易事，原本计划用短期投资来填补缺口，如今却陷入了不断拆东墙补西墙的循环。

东窗事发

进入21世纪，航天科技集团的管理体系发生了重大调整，财务监管和审计力度不断加强。各级单位的资金流向开始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专项审计组对关键项目的财务情况进行了梳理，重点检查资金使用的合理性。

多个航天研究机构相继进行自查整改，内部财务管理趋于透明。火箭院也不例外，一系列财务审计措施相继展开，对历年的资金流向进行追踪和核对。

随着审计的深入，一些过往账目的异常数据开始引起注意，其中，涉及公款流向的1.2亿元资金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2004年初，审计部门在例行检查中发现，部分项目资金的流动情况与正常科研经费的使用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多笔资金的流转路径复杂，涉及的单位和个人众多，其中部分款项的最终去向难以核实。

火箭院的财务报告在审计组的分析下暴露出多个疑点，尤其是张玲英掌控的资金账户，频繁出现大额资金调动的记录，这些记录与航天科研项目的支出明细并不匹配。审计人员开始逐步追查，调取了相关银行交易记录，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

2004年3月，随着调查的深入，厉建中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有关部门实施“双规”措施。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接受审查的过程中，他所涉及的资金问题被层层剖析。

1.2亿元公款的挪用情况成为调查重点，随着银行交易记录、资金往来凭证等证据的逐步汇总，这一案件的轮廓逐渐清晰。

这些资金流转的证据直接指向厉建中，作为当时火箭院的最高负责人，他对这些资金的使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航天科技集团决定对其采取组织处理措施，并免去他在火箭院的所有职务。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调查团队进一步补充证据，围绕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罪名展开细致审查。经过长时间的取证、审理和核对，大量财务数据、银行流水和交易记录成为关键证据。

2005年10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一审审理。在法庭上，公诉方围绕公款挪用的事实展开陈述，并提供了详尽的资金流向证据链。

法院最终认定，厉建中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1.2亿元，并涉及其他贪污受贿行为。根据相关法律条款，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参考资料：[1]阿宁.厉建中:坠落的 “神五”功臣[J].人民公安,2006(3):12-17